[NSP Report 33] 同盟的历史

全在星教授毕业于首尔大学外交学系，后在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在淑明女子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担任助理教授，现任首尔大学外交学系教授。主要著作包括《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基督教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现实主义国际制度论的初论》、《围绕1965年韩日邦交正常化和越南派兵的美国对韩政策》等。

一、引言

人类群体为了增强军事力量而与其他群体建立军事合作关系的历史源远流长。然而，军事同盟关系的形态和内容必然会因谁拥有军事力量、缔结同盟的政治主体是谁、缔结同盟的理由和目的为何、军事技术水平如何等因素而大相径庭。在可追溯至欧洲地区秩序的近代国际政治中，军事同盟是由拥有军事力量垄断权的近代民族国家缔结的。鉴于作为近代国际政治单位的近代国家具有战争国家、经济国家、殖民国家等本性，围绕军事力量的运用而产生的各项政策理应由民族国家决定。然而，这种情况是主权民族国家以无政府状态组织起来的近代国际政治所特有的现象，因此，近代之前和之后的同盟必然与现在有所不同。

在近代国际政治中，国家缔结同盟的最重要理由是势力均衡。在不存在能够保障国家安全的、超越国家本身的国际制度的状态下，国家必须遵循自助原则来追求安全，并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与其他国家结成军事同盟，来谋求免受侵略国或霸权国家的侵害。在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民族国家的领土君主们开始逐步获得统治本国的各项自主权，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了缔结同盟的权利。此后，直至21世纪，同盟仍然由民族国家缔结、终止和发挥作用。

21世纪初，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同盟。在军事层面，美国的单极领导体系仍在持续，能够与美国及其盟友抗衡的力量目前事实上并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关于21世纪同盟论，出现了以下新的问题：冷战时期曾尖锐对立的美苏两大阵营的势力均衡及其基础上的同盟体系的逻辑是否已不再持续？也就是说，在确立了美国单极霸权体系的现在，军事势力均衡的逻辑是否不再起作用，而现在的同盟体系是否由为了依附美国势力以谋求利益的利益均衡同盟构成？如果是这样，那么现在的同盟是否比设想明确的敌人，更多地在谋求军事威胁应对之外的其他政治目的？

本章旨在通过考察近代国际政治体系下同盟的历史，并兼顾理论视角，来部分解答当前提出的这些问题。本章希望通过对同盟历史的概述，揭示以下几点：第一，即使21世纪初美国的军事单极体系得以持续，但对美国霸权进行制衡的必要性本身并未消失，并且根据今后的事态发展，不能忽视因制衡美国政策而产生的同盟结成可能性。

第二，在美国的全球军事单极体系下，地区势力均衡仍在发挥作用，并且由于美国不可能在所有地区冲突中充当军事平衡者，因此，旨在应对地区层面威胁的同盟体系仍在运作。

第三，随着后冷战时期的开始，民族国家以外的势力所主张的政治目的开始凸显，其中一些目的与军事手段相结合。正如“9·11”恐怖袭击所明确显示的那样，恐怖组织等非国家军事团体持续活动，而将此视为军事威胁的民族国家则感到有必要继续维持军事同盟以对抗恐怖主义。

第四，目前的势力分配结构虽然明显是美国的军事单极体系，但随着中国等新兴大国的经济崛起，势力转移现象正在加速。在经济崛起的国家可能在军事上成长并形成新的势力分配结构的情况下，维持预防性军事同盟的必要性正在增加。也就是说，未来的势力分配结构的不确定性或不稳定性本身成为了制衡的对象。许多国家在顺应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的同时，为了阻止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和不利的分配结构，正在部分维持现有的同盟体系。

第五，军事技术的惊人发展正在加速军事技术的“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象。尽管美国在世界军费开支中占40%以上，但在军事技术的研究开发费用上却占世界总费用的80%以上，保持着军事技术的压倒性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谋求与美国进行军事势力均衡并非易事，大多数国家都在顺应美国主导的秩序。

第六，由于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等大趋势，国际政治本身正经历着许多变化，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和国际公民社会对民族国家所有政策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过去，政府的外交政策一般，特别是军事政策的决定，并未为普通民众所广泛知晓，也未成为批评的对象。然而，在民主化和信息化的政治环境中，政府必须公开做出所有决定，因此，民意的作用得到了空前加强，这毫不为过。由于民意在国际政治方面表现出强烈的道德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因此，国家间的价值取向一致性、外交政策的正当性等因素，比短期军事利益更成为同盟政策的重要决定因素。如今，同盟的缔结、维持和终止，已不可避免地要考虑相互间的价值一致性、信任程度和正当性等要素。

这些变化在历史上是极其缓慢地发生的，事实上，后冷战时期同盟的变化在很多方面是急剧的。本章旨在通过对17世纪以来欧洲和世界的同盟体系变化进行历史性概述，来更清晰地展示当前正在发生的同盟变化……（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