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对亚洲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的观察表明，实施了民主化疫情政策的国家在应对疫情方面更为成功。日本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无疑符合民主程序，并未对公民自由施加极端限制。尽管如此，与韩国和台湾相比，日本的疫情政策成效有限。一桥大学副教授市桥真衣（Maiko Ichihara）认为，日本政府未能赢得公众信任，不仅因为疫情政策存在不一致之处，而且也没有明确的科学依据来指导政策的制定。此外，政府官员新闻发布会之间的矛盾以及政府层面缺乏统一的信息发布实体，进一步削弱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事实上，这种模糊性并非仅限于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而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在此方面，作者强调了提高政府透明度和问责制的紧迫性。

※ 部分 内容 摘录 。全文请 参阅 附件。

引言[1]

新冠疫情爆发后，亚洲成为世界上自由民主衰退最显著的地区。通过严格的封锁措施限制行动自由，以打击虚假信息为由压制媒体自由，并镇压对政府的批评，我们过去十五年来观察到的自由民主衰退正在迅速加剧。

在亚洲国家中，南亚和东南亚的民主危机最为严重，[2]而东北亚地区则相对稳定。特别是韩国和台湾，因其民主化的新冠疫情应对措施赢得了国际尊重。韩国政府实施了新冠追踪系统，虽然并非没有问题，但该系统承认隐私权，并成为民主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的典范。在台湾，民主得到了加强而非削弱，公民科技界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有所增加。

从疫情造成的损害来看，东北亚和东南亚/南亚的民主国家之间存在差异。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试图通过破坏民主来遏制新冠疫情（例如，通过颁布反虚假信息法来限制媒体自由，并通过不人道的待遇来惩罚封锁违规者）的国家，其新冠病例数在亚洲最多。相比之下，台湾和韩国采取了民主化的疫情控制措施，成功地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疫情。

这一观察表明，遵守民主程序的程度可能与新冠疫情应对措施的有效性相关。在世界其他地区似乎也是如此：虽然像美国、巴西和印度这样的民粹主义政治领导人所在的国家，其新冠病例数最多，但像澳大利亚、芬兰、挪威和新西兰这样拥有非民粹主义政治领导人且政府信任度高的民主国家，则成功地控制了疫情。[3]

放眼东北亚，可以说日本与韩国和台湾一样，是一个民粹主义相对得到遏制的民主国家。然而，与台湾和韩国不同，日本并未因其新冠疫情应对措施而获得国际认可。这是因为尽管日本的新冠应对措施相对民主，但由于发布信息缺乏透明度，政府未能赢得公众的信任。■

[1]在这一年中，ADRN成员将发布共三个版本的“亚洲的疫情危机与民主治理”研究报告，以包含任何变化和更新，从而提供及时信息。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将作为工作论文发布，第三部分将作为特别报告发布。本工作论文是该研究项目的第一部分。

[2] Joshua Kurtlantzick，“论新冠疫情对南亚和东南亚民主的影响”，《外交关系委员会讨论文件》（2020年11月）。https://cdn.cfr.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_pdf/dpkurlantzick-front-and-back-cover_final_0.pdf

[3] Sebastian Strangio，“东南亚新冠疫情与民主之谜”，《外交家》（2020年9月22日）。https://thediplomat.com/2020/09/the-riddle-of-covid-19-and-democracy-in-southeast-asia/?fbclid=IwAR0uA86wbYLmgE7M8fPY1Gby-QlTXsH9asILdq0NscsNQOizLm4K9t0EF2Y；Joshua Keating，“疫情曾威胁全球民主。但它反而强化了民主”，《SLATE》（2020年10月30日）。https://slate.com/news-and-politics/2020/10/covid-democracy-threat-stronger.html?fbclid=IwAR0uA86wbYLmgE7M8fPY1Gby-QlTXsH9asILdq0NscsNQOizLm4K9t0EF2Y；Robin Niblett和Leslie Vinjamuri，“观点：为何民主国家在应对流行病方面表现更好”，《洛杉矶时报》（2020年5月26日）。https://www.latimes.com/opinion/story/2020-05-26/democracies-autocracies-coronavirus-pandemic-response?fbclid=IwAR3YNw2SI6roSixTbPSRxI7UM1ji8lY2UxAWbs_EZJZsxq56emO8MjQ_xsI

• 市桥真衣是日本一桥大学法学研究生院副教授，也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民主、冲突与治理项目访问学者。她还是日本国际交流中心“未来民主”项目的联合主席。在其职业生涯中，她一直致力于国际关系、民主支持和日本外交政策的研究。她近期的出版物包括：“普遍性到多元性？日本外交政策中的价值观”，载于Funabashi Yoichi和G. John Ikenberry编的《自由主义危机：日本与国际秩序》（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2020年）；以及《日本国际民主援助作为软实力：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纽约和伦敦：Routledge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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