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日共同进化，迈向新时代

EAI特别报告_韩日共同进化，迈向新时代

值此韩国光复70周年及韩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东亚研究院（EAI）出版了《韩日共同进化，迈向新时代》特别报告。本报告旨在回顾在21世纪东亚秩序转型过程中所面临挑战的韩日关系，并以宏观长远的视角，重新调整两国关系的目标、价值和作用，为开启新的韩日关系贡献力量。

作者

河英善 EAI理事长，首尔大学名誉教授。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获得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并历任首尔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教授、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美国学研究所所长、韩国和平学会会长。现任总统国家安保咨询团咨询委员、统一准备委员会民间委员。著作及合著包括《河英善国际政治评论1991-2011》、《复合世界政治论：战略、原则与新秩序》、《韩日新时代与共生复合网络》、《变革的世界政治》等。

孙烈 EAI日本研究中心所长，延世大学国际学研究生院院长。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东北亚历史财团咨询委员、国立外交院咨询委员、外交部咨询委员、韩国国际政治学会副会长等职务，并曾担任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访问教授等。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政治经济、国际政治经济、东亚区域主义、公共外交等。近期著作包括《中美缓和与日本：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国际政治》、《2013年韩国：在旧秩序下迎接新挑战》（合著）、《安倍政权与日美关系走向，韩日合作》等。

李淑钟 EAI院长，成均馆大学国政管理研究生院教授。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任总统国家安保咨询团、外交部、统一部、韩国国际合作团（KOICA）等机构的委员，并担任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世界理事会（Council of Councils: CoC）会员，致力于政策研究相关的国际网络建设。曾任世宗研究所研究委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客座讲师、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中心访问教授等。近期著作包括《韩国作为寻求复合外交的新兴中等强国》、《东亚公共外交与软实力》（合编）、《全球发展合作治理与韩国》（主编）、《“韩国公司”的衰落：韩国发展型国家的范式转变》等。

李元德 国民大学国际学部教授，兼任该校日本学研究所所长。曾在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获得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并历任世宗研究所研究委员、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国际社会科学专业客座教授等。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政治外交及韩日关系等，主要著作包括《通过韩日公文看独岛》（合著）、《韩日新时代与共生复合网络3》（合著）等。

田在星 EAI亚洲安全研究中心所长，首尔大学政治外交学部教授。曾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并历任淑明女子大学政治外交学系助理教授等。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史等，近期著作包括《政治是否道德》、《东亚国际政治：从历史到理论》、《关于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批判性考察》、《欧洲国际政治近代出现之理论研究》、《大国崛起与应对机制：理论分析与欧洲案例》等。

郑在贞 首尔市立大学韩国史系教授。曾在首尔大学研究生院获得韩国近现代史及韩日关系史专业的韩国史学博士学位，并历任第二届东北亚历史财团理事长、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韩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委员及干事、日本北海道大学特任教授、日本东京大学特任教授、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客座教授、韩日关系史学会会长、日本放送教育开发中心客座教授等。主要研究领域为韩国近代史、韩日关系史等，主要著作包括《以主题与争点解读20世纪韩日关系史》、《帝国日本的殖民统治与韩国铁路：1892~1945》、《从京都看韩日通史》等。

一、导言

韩日两国在邦交正常化50周年及各自纪念光复和终战70周年的2015年，正处于邦交正常化以来最糟糕的关系状态。尽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两国关系却每况愈下。尽管21世纪的东亚正经历文明史的转型，已不再适合追求以国家为中心的富国强兵的旧有范式，但两国关系依然如此。韩日两国在这一转型挑战面前，面临着重新相遇的命运。2015年，在众多会议和报告涌现之际，东亚研究院（EAI）准备了这份新报告，其目的并非仅仅是恢复韩日关系，而是希望以宏观长远的视角，准确把握21世纪转型中的东亚整体格局，并在此背景下重新调整韩日关系的目标、价值和作用，为开启新的韩日关系贡献力量。

21世纪的文明史转型，是指在既有的国际关系中，以最大化国家利益为目标的权力角逐和均势原则，在行为体、舞台、表演三个层面都经历了革命性的转变。国家内外非政府行为者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超越了富强的舞台，气候变化、环境、文化、技术等新舞台正在崛起，我们迎来了需要兼顾国家利益以及地区和全球利益，进行竞争、合作、共生的复合表演的时代。在东亚，随着中国迅速崛起而引发的势力转移正在发生，与此同时，以美中为中心的传统均势外交正在展开，另一方面，在贸易、金融、发展、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能源、文化等多个议题领域，地方政府、公民社会团体、跨国企业等多元行为者参与其中，通过更加水平和灵活的网络解决问题的治理性秩序的形态也逐渐显现。主要国家们已感知到权力角逐、均势与网络治理相互交织的时代变化，并开始全面着手构建地区秩序以最大化本国利益，呈现出激烈的竞争态势。美国打着“再平衡”的旗号，以多种方式深度介入地区秩序；中国则动用“亲诚惠容”、“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华丽的语言和概念，外交努力以期主导地区秩序的构建。邻国日本则以“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为旗帜，在追求成为普通国家的同时，通过日美同盟的一体化来解决地区和全球性课题。

在此秩序构建的竞争中，最为重要的是努力促使地区整体实现共生，而非各国各自发展。韩日关系的目标、价值和作用也应从此视角出发，进行新的探索和寻求。为了构建包含共生价值的东亚复合秩序，需要重新设定韩日关系在其中的地位，并充实其内容。现在是时候认真地共同反思和协商韩日关系的前景，并在其中整理历史遗留问题，为即将到来的未来历史制定新的标准，形成一个可供借鉴的愿景了。

1965年，韩日两国在冷战秩序下，为了各自的富强而相互需要，放下沉重的历史包袱，做出了邦交正常化的决定。韩国通过与日本的经济合作实现了现代化，日本则将韩国发展为最大的贸易伙伴，扩大了经济合作的利益。此外，两国作为美国的同盟国，在冷战体制下扮演了反共的桥头堡角色，并扎实地积累了安全合作。在这些利益共享的背景下，韩日两国也持续努力寻求历史认识的趋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1992年的河野谈话、1995年的村山谈话、1998年的金大中-小渊韩日伙伴关系宣言、2010年的菅直人谈话等。

然而，进入21世纪，东亚正经历着动态的转型过程。随着中国崛起而改变的东亚战略环境，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韩国经济进入低增长阶段，民族主义的复兴，新兴议题的涌现等，面对这些巨大变化，韩日两国已无法再依据过去的国家利益算计来发展双边关系。尽管如此，两国政府的战略目标设定和推进方式却带有相当过时的色彩。日本的安倍政府以“安倍经济学”这一以本国为中心的繁荣论和军力增强，以及与美国的同盟强化这一安全论为基础，积极推进“普通国家化”，并在国内展开以右翼民族主义为基础的身份政治。朴槿惠政府同样基于单纯的反日民族主义，在历史问题等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结果导致政策的灵活性减弱，战略选择空间受到限制。在此背景下，韩日关系非但未能真正开启合作的新时代，甚至连基于情况需要而进行的矛盾缓和也变得困难重重。

如果韩日两国在没有观念转变的情况下迎接东亚的未来，将面临超越单纯的双边关系紧张和冲突的更结构性的危险。从对未来历史的审视中，我们可以识别出三种国际政治危险的可能性。第一是国家间的安全冲突。在东亚21世纪的格局中，中国这一新兴大国正在挑战美国和日本这两个既有大国，美中两国正在小心翼翼地发展关系，并原则上就构建和平、信任、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一致，这与过去大国之间不幸的历史先例不同。然而，在根深蒂固的相互不信任的框架下，韩美日合作网络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可能导致军备竞赛的安全困境的风险。第二是利益冲突。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的经济相互依存度迅速提高，但如近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与亚洲开发银行（ADB）、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潜在冲突等案例所示，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往往带有“零和”竞争而非“双赢”竞争的侧面。同时，在对共生更为迫切的气候变化及环境、尖端技术及知识等新兴舞台上的合作，也未能取得快速进展。特别是，如果以支配大国政治的惯例，过度地从安全视角看待国际问题，将难以建立基于利益的合作框架。第三是情感冲突。如果韩日关系和中日关系因近代转型期和冷战期错误相遇而产生的记忆和身份认同的冲突，而长期无法摆脱情感冲突关系，那么亚洲例外主义（Asian exceptional-ism）将无法消除，合作与信任也难以推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会对韩中日三国关系乃至整个亚洲的区域合作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可能打开安全冲突乃至武力冲突的可能性。

韩日两国应将双边关系设定为，在东亚形成韩美日与中国关系相互对抗的局面，避免其因安全、利益、情感冲突而恶化，并通过最大化利益层面的合作，形成共生局面；同时，将地区认同融入国家认同，缓和情感对抗，构建复合新秩序。这一目标不能仅仅通过两国间个别政策的调整来实现。在国内，需要超越排他性民族主义，奠定迈向共生的“全球民族主义”基础；在对外，则需具备复合外交范式，两国应实现“共同进化”或“共进化”。新的韩日关系，只有通过韩日为构建东亚复合新秩序而进行的共进化，才有可能实现。

通过对未来历史的审视，探索为构建东亚复合新秩序而进行的韩日共进化，首先要从对21世纪东亚形势的周密诊断出发。第二章将展望未来形势。在围绕东亚地区秩序构建的美国“再平衡战略”与中国“新型国际关系论”的竞争中，我们将立体分析美中关系的动态、东亚固有的体系性因素、国内政治因素，并提出未来东亚可能面临的三大危险因素及其相应的课题。第三章将从历史视角诊断韩日关系的现状，分析两国关系恶化的背景和原因，并提供短期处方，同时审视前瞻性、包容性的公共外交方案。第四章将作为克服韩日关系历史问题的多角度 접근法，提出历史认识趋同、缓和历史冲突、实现历史和解、构建集体认同的方案。最后，结论部分将提出为克服未来危险而采取的“三轨” 접근法，超越现政府推行的“两轨” 접근法。第一，在安全、繁荣、新兴舞台上扩大两国共同利益的合作；第二，作为克服近代冲突因素的处方，提出避免相互刺激、治愈内在因素、实现历史和解的建议；第三，从长远来看，为形成国家和地区的复合认同而努力，通过这三个层面的努力，为韩日关系及东亚新秩序的构建做出贡献……（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