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民主问题简报] 韩国民主中的公民社会作用：自由主义遗产及其弊端

编者按

韩国被视为亚洲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典范。在本期简报中，郑在宽教授（Prof. Jai Kwan Jung）聚焦于公民社会在韩国民主转型和巩固过程中的作用，以此审视韩国民主发展的轨迹。在民主转型期间，公民社会主要构成了一个反对威权主义的‘对抗性’公民社会；此后，它已转变为一个多元化且和平的公民社会。然而，郑教授认为，尽管强大的公民社会是韩国民主化进程的历史遗产，但也存在弊端：当强大的公民社会与软弱的政党相结合，并沿着意识形态光谱分裂时，它可能通过破坏制度性政治和助长民粹主义，从而成为民主的负担。

韩国民主发展的比较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91个民主转型案例中，韩国是最成功的案例之一。根据民主多样性（V-Dem）数据，Mainwaring和Bizzarro（2019）将这91个案例自1974年至2012年转型为民主后的结果分为民主崩溃、侵蚀、停滞和进步四类。在91个案例中，有23个（25.3%）被归类为民主进步，而只有8个（8.8%）达到了自由民主的水平。韩国是这8个成功案例之一，并且是继葡萄牙之后第二好的案例，葡萄牙在政权转型后的民主质量改善幅度最大。

图1将韩国转型后的轨迹与亚洲其他五个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台湾、蒙古、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进行了比较。自1987年转型为民主以来，韩国的民主质量持续提高，并在1998年金大中政府上台时达到了自由民主的水平（即自由民主指数达到0.7）。但韩国民主发展的轨迹并非单向的。在两个保守派政府执政期间（2008年至2016年），民主的自由主义原则在实质上开始衰退。这种下降趋势在2014年朴槿惠政府因“世越号”沉船事故（事故造成304人遇难，其中包括250名前往济州岛进行野外考察的高中生）而面临执政危机时最为明显。朴槿惠和崔顺实腐败丑闻进一步加剧了这场执政危机，并引发了2016年大规模的烛光集会抗议。从2016年10月到2017年4月，为期六个月的周六抗议活动共有1700万人参加。这是韩国历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不仅在于大规模动员的空前规模和和平性，更在于2016-17年的烛光集会首次通过正当的宪法程序弹劾了在任总统。烛光集会似乎挽救了韩国的民主，因为其自由民主得分在2017年再次回升并超过了0.7的临界点。

如果我们观察图1中亚洲其他民主国家的转型后轨迹，台湾和蒙古也可以被归类为民主进步。然而，在自由民主水平方面，只有台湾可以与韩国相比。蒙古的民主质量一直接近印度尼西亚，后者自民主转型以来呈现停滞模式。菲律宾和泰国明显显示了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脆弱性。这两个新兴民主国家分别于2004年和2006年经历了民主崩溃，正如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91个国家中有34个（37.4%）所经历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