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RN Issue Briefing] 韩国精英政治极化：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模型的证据

引言

尽管韩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但韩国人对本国政治的评价一直持负面态度。韩国人尤其担忧自由派和保守派政党之间日益加剧的极化。事实上，以往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种看法，这些研究表明韩国两大政党目前具有高度的意识形态内部同质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之间的分歧日益加剧。[1] 这样一来，韩国的状况就符合政治极化的定义，即政党间对话和妥协能力的丧失，以及敌对对抗和僵局的反复出现。[2]

自第16届国会下半年公开记名投票数据以来，学者们一直使用名义三步估计（NOMINATE）方法研究国会内的政治极化。[3] 然而，这种方法仅衡量了法案投票的结果，而未能详细说明极化是如何产生并影响立法过程的。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国会政治精英的演讲来分析两大阵营之间的极化。政治家们通过语言传递信息，并在其政治活动中积极运用语言来激发想象力和情感，以形成意识形态或概念体系。

在政治家的语言中，小组委员会会议记录反映了立法过程中语言的积极竞争性使用，因为这些记录显示了不同政治派别的政治家如何利用语言在法案辩论中获得优势。我们可以主要关注立法和司法委员会的第二小组委员会，因为它审查了其他委员会审查过的所有法案的措辞。自然语言处理（NLP）模型学习了除立法和司法委员会第二小组委员会之外的20年全部小组委员会会议记录的政治语言，并考察了第17届至第20届国会立法和司法委员会第二小组委员会的会议记录。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量化政治极化随时间的变化。

使用双向编码器表示转换器（BERT）模型的NLP技术分类模型学习属于两个类别的句子和单词，然后训练好的模型对目标文本进行分类并测量其准确性。[4]文本分类的逻辑如下。文本分类是指接收句子（或单词）作为输入，并将其分类到预先训练（定义）的类别中的过程。也就是说，通过提前将要学习的句子或单词分为二元（保守派对自由派），NLP模型在学习过程中（训练过程）进行学习，然后输入目标文本进行分类。这种准确度的程度是衡量政治语言极化的结果。

第17届至第20届国会精英政治极化

图1显示政治极化呈上升趋势。尽管在2004年至2010年代初，极化相对稳定，甚至在2011年至2014年间有所下降，但在2014年上半年有所反弹，并自2016年末以来急剧上升并保持在高位。这意味着在会议记录中使用的语言越具极化性，政治就越趋于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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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政治极化，2004-2020年

图2显示了2004年至2020年间按国会划分的政治极化变化。该图表明，第17届（0.4953）和第18届（0.485）国会的平均极化程度相似。在第17届国会期间，极化时起时伏；2010年4月急剧上升，随后在第18届国会剩余时间呈下降趋势。第19届国会的平均极化程度为0.3265；在2014年4月和5月有所上升，然后开始下降。在第20届国会期间，极化最为严重，平均极化程度为0.7043。数据显示，极化在2009年2月和3月、2010年4月、2013年6月、2014年5月和2016年11月迅速升级。尽管在这些升级之后通常会下降，但自2016年以来，极化一直保持在非常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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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政治极化，2004-2020年，按国会划分

从数据直观的角度来看，这种起伏可能归因于数据中的噪声。然而，保持高位应在不同背景下解读。这一发现表明，极化正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而不是恢复正常或呈现以往国会的波动模式。鉴于该模型捕捉了比特定立法更广泛的政治差异，本研究将2016年之前的极化周期解读为反映常规政治和辩论。它还将2016年之后的极化高水平视为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更持久的意识形态差异的增长。

2016年后极化加剧可能有多重原因，但朴槿惠总统的弹劾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在文在寅总统弹劾后当选后，其政府推动的调查将之前的两个保守派政府（朴槿惠政府和李明博政府）描绘成腐败且不可信。这包括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没收前总统朴槿惠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收益。文在寅政府的核心和公开关注点在于纠正反对党组成的先前政府的错误和不公，这在韩国政治话语中产生了持续的、极化的影响。尽管这些政策名义上旨在恢复和改善韩国民主，但它们反而使韩国政治变得如此两极分化，以至于政党政治几乎不可能进行。两党之间没有为公共利益创建包容性的、真诚的后弹劾制度的共同努力，这导致了一种诽谤和人身攻击的文化。

不幸的是，构成保守党大部分的政治家反对或否认弹劾，并讽刺地诋毁和拒绝了民选的文在寅政府。另一方面，领导弹劾的派别仅将反对派视为改革对象，而不将其视为合作对象，将议会政治推向了敌对对抗。弹劾后，朴槿惠的政党——国民力量党——在议会外开展政治活动，例如太极旗街头集会。这些集会演变成暴力，反过来又损害了立法过程和有效议会政治的前景。两大派别之间的冲突在第20届国会期间持续存在，上述发现可以被解读为反映了立法过程中冲突的语言。

启示

研究结果表明，自第17届国会以来，韩国的政治极化一直在波动。韩国社会的极化并非近期现象；然而，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政治极化急剧上升，并在第20届国会期间一直保持在高位。

政治极化（精英政治极化）对立法机构的作用提出了重要启示。政治派别之间根据意识形态立场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是现代政治中的自然现象，对于更好的政策制定也是必要的。然而，如果政治极化极端且持续时间长，将对整个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在极端政治极化下，妥协变得困难，因为极化的政治语言或政治极化本身将几乎消除每个政治派别所偏好的选项之间的共同基础。其结果是，与公民生活密切相关且意识形态性质较弱的法案（民生法案）可能无法得到妥善审议，立法审议和最后阶段谈判可能陷入僵局。其结果是，通过的法案的数量和质量可能会下降，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事实上，第20届国会的法案通过率是历届国会中最低的，约为36%。此外，政治极化可能会损害国会 অন্যান্য重要职能，例如任命听证会。

最重要的是，精英政治的极化缩小了对立派别之间的共识范围，使得难以制定大多数社会能够支持的政策。其结果是，每个政治派别都只为其支持者制定政策，这可能分裂整个社会，并导致整个社会的政治极化。在极化的政治环境中，公民倾向于将社会视为善恶二元对立，并将他人视为需要推翻的敌人，而不是共存的伙伴。整个社会的政治极化反过来又会加剧精英政治的极化，从而形成政治极化的恶性循环。

我们能否改变韩国政治中精英政治极化加深的趋势，恢复对话和妥协的政治？如果政治领导发挥作用，对话和共存的政治将是可能的。为了克服精英政治极化并恢复富有成效的政治，改革政党制度并引领对话和沟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正如前面所说，政治家们在语言中注入意义，并在其政治活动中积极运用语言来激发想象力和情感，以形成意识形态或概念体系。因此，可以通过政党之间更多的对话来缓解政治极化。■

[1] Ka, Sang Joon (가상준). 2014. “韩国国会是否两极分化？” [Has the Korean National Assembly been polarized?] 의정논총 [Journal of Parliamentary Research] 9 (2): 247–272; Park, Yun-Hee, Min-Su Kim, Won-ho Park, Shin-Goo Kang, and Bon Sang Koo (박윤희 김민수 박원호 강신구 구본상). 2016. “第20届国会选举当选者及候选人的意识形态倾向与政策立场” [Ideology and Policy Positions of the Candidates and the Elects in the 20th Korean National Assembly Election]. 의정연구 [Korea Journal of Legislative Studies] 22 (3): 117–158.

[2] McCarty, Nolan, Keith T. Poole, and Howard Rosenthal. 2006. Polarized America: The Dance of Ideology and Unequal Riches. Cambridge: MIT Press.

[3] Poole, Keith T., and Howard Rosenthal. 1985. “A Spatial Model for Legislative Roll Cal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 (2): 357–384; Jeon, Jin-Young (전진영). 2006. “国会议员的冲突性投票行为分析：以第16届国会电子表决为中心” [A Study of Members’ Conflictual Voting Behavior in the 16th Korean National Assembly]. 한국정치학회보 [Kor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0 (1): 47–70.; Lee, Kap-Yun, and Hyeon-Woo Lee (이갑윤 이현우). 2008. “意识形态投票的影响力分析：意识形态的构成、测量与意义” [A Study of Influence of Ideological Voting: Scope, Measurement and Meaning of Ideology]. 현대정치연구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Politics] 1 (1): 137–166.; Lee, Nae Young, and Hojun Lee. 2015. “Party Polarization in the South Korea National Assembly: An Analysis of Roll-Call Votes in the 16–18th National Assembly.” Journal of Parliamentary Research 10 (2): 25–54.;

[4] Devlin, Jacob, Ming-Wei Chang, Kenton Lee, and Kristina Toutanova. 2019. “BERT: Pre-training of Deep Bidirectional Transformers for Language Understand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ACL-HLT 2019, June 2–7, 2019, Minneapolis, Minnesota.

■ Seungwoo Han is a Adjunct Lecturer at the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and a Consultant at the Social Protection & Jobs Global Practice World Bank.

■ 负责人及编辑：白珍景EAI 高级研究员

联系方式：02 2277 1683 (分机 209) | j.baek@eai.or.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