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朝鲜评论] 平壤、北京、莫斯科与金正恩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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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金正恩政权近期在社会和经济领域进行的改革和重组似乎表明朝鲜正致力于建设一个“正常国家”。然而，朝鲜是否能成功克服“传统朝鲜”的困境仍不确定，因为金正恩的自由主义领导似乎仅凭改革的动力得以维系。首尔国立大学和平与统一研究所的姜彩妍（Chae-Yeon Kang）认为，金正恩正通过革故鼎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寻求一种全新的领导风格。姜教授补充道：“朝鲜可能成为‘正常国家’的前提在于恢复信任并融入国际社会。朝鲜必须信守承诺，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恢复信任，停止其惯常的推诿责任，并对其行为负责。”

2018年后，金正恩在平壤、板门店、新加坡、河内和莫斯科的穿梭外交，引发了人们对其可能成为“正常国家领导人”以及“新朝鲜”可能出现的期待。金正恩在恢复多边经济关系、中朝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俄朝战略利益方面，比在无核化方面表现得更为积极。朝韩关系的改善仅仅充当了美朝无核化谈判的工具，并常常使韩国陷入尴尬境地。与此同时，金正恩在寻求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新领导风格的过程中，一直在炫耀其作为正常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如今，朝鲜的“正常国家”转变正聚焦于国内和国外。截至2019年6月12日，在约十八个月的时间里（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12日），韩国的五十四家主要新闻媒体报道了2,175篇与朝鲜正常化相关的新闻。那么，朝鲜有可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吗？

国家正常化的道路及其另一面

金正恩在朝鲜的扩张性举动近期有三个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第一是其公开的领导方式以及在政治和社会方面规避“接见神秘化”的现象。金正恩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坐在沙发上发表讲话的形象，再次给公众留下了“正常国家领导人”的印象。金正恩在2019年3月9日发给某次党代会与会者的信件中写道：“如果我们神秘化领导人的革命活动和行为，我们将掩盖真相。”“接见神秘化”是一种群体动员体系的意识形态，它导致领导层具有“绝对性”和“无条件性”。这句话意味着金正恩现在正在规避“接见神秘化”所造成的形式主义。此外，政府组织强调，将社会项目的负担推给他们，实际上等同于反对党的政策，是“反人类、反党”的异端。与以往的政府相比，这些变化标志着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第二是朝鲜通过其“特别区政策”实现生产本土化和朝鲜工业全球化的梦想。在2003年首次讨论生产本土化概念十年后，朝鲜于2013年3月再次提出了生产本土化问题。朝鲜还在宣传、营销和技术开发领域将IT融入国内产品。这一点在朝鲜的十三个主要网站上被热烈讨论。通过这些努力，朝鲜国产产品正逐渐取代中国产品，受到朝鲜民众的青睐。

此外，国内视察中传递的信息警示了朝鲜党干部的形式主义、保守主义、个人主义和等级主义。朝鲜的国内视察在频率上已超过军事视察。根据《劳动新闻》提供的金正恩自2018年以来国内视察的总体数据，在十八个月的时间里，与经济企业相关的国内视察次数是军事视察的六倍。与以往的政府不同，本届政府不再预先指定地点，而是通过突击检查让管理层措手不及。此外，本届政府将“速度战”等大规模群众运动（如在元山-葛马海岸旅游区举行的活动）评估为“粗制滥造”，这表明对以往政府所谓成就的明显批评。“速度战”是在金正恩继承金正日权力的过程中产生的，被称为“平壤速度”。金正日时期的“70年代速度创造运动”、“80年代速度创造运动”、“90年代速度创造运动”和“熙川速度”，以及金正恩时期的“千里马速度”，是朝鲜群众运动的核心。通过这种方式，金正恩规避了对其领导的个人崇拜以及前任领导人的政策，反而认为朝鲜的社会弊病根源于这些旧政策。与他的父亲和祖父不同，他指出朝鲜需要承认“朝鲜的现实”，并且“用心做生意”应置于一切之上。金正恩的挑战似乎在于纠正这些朝鲜的社会弊病。

第三，朝鲜正致力于对其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体系进行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以实现全球化。朝鲜废除了2003年开始实行的一年制幼儿园、四年制小学和六年制中学义务教育制度，取而代之的是现行的一年制幼儿园、五年制小学、三年制中学和三年制高中的制度，并在改革中增加了新的课程和科目。朝鲜还实行了包括选择题和论述题在内的混合式考试方式。朝鲜正试图通过改革教育体系和增加大学数量来模仿正常国家的高等教育模式。元山工业大学和咸兴工业大学以及平壤的中央大学都已改制为普通大学。此外，黄北大学和平北大学也进行了改革，以效仿沙里院和新义州等城市创建的地方大学模式。这些改革最重要的变化包括：1）大学普通课程、硕士课程和博士课程之间的课程关联；2）从学年制转向学分制；3）减少公共科目，增加选修科目；4）扩大产学合作机构，并将中央大学与其他学院进行机构整合。最后，朝鲜在2017-2018年大学入学考试期间实行了远程考试制度，并动员了通信、邮政（提供计算机）、警察（维护安全和管理考生及计算机）以及电力行业办公室（提供电力）来保护远程考试制度的完整性。

朝鲜式“正常国家”的困境

金正恩在推行其“打破现状”战略以建立一个正常国家的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这需要他摆脱前体系的问题、市场弊端、全球社会孤立等。然而，最大的困境在于金正恩的潜意识仍然根植于维护朝鲜的意识形态。在国内，他可能无法读懂朝鲜变化的现实，或者他可能专注于自身的生存。在国际上，朝鲜继续面临特朗普的“双边会谈”原则与金正恩的“多边会谈”原则之间的不协调，以及无核化的不确定性。新加坡会谈破裂后，俄罗斯和中国在多边会谈中提出了朝鲜问题。习近平访问平壤加速了这一进程，因为这些访问是在中美贸易战以及无核化谈判的背景下，对美国进行战略制衡的良好举措。

朝鲜的困境包括：1）金正恩的“打破现状”战略与独立利益相关者因市场化而建立的体系的稳固性之间的不协调；2）金正恩拒绝无条件的“接见神秘化”与《劳动新闻》的宣传口号之间的不协调；3）对金与正、李雪主、玄松月、崔善姬等人的“家族政治”的依赖。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楚的是，金正恩自由主义领导的背后是朝鲜日益加剧的“家族政治”和他自身的精神疲惫。在经济方面，该政权面临着不切实际的经济政策和路线的困境，例如在有限地区寻求外汇，而不是通过改革开放制定普遍的经济政策。中央经济开发区在工业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和日常生活基础设施方面在法律上与周边地区分离。这些区域由中央管理。主要旅游区的检查权由监督和控制部门掌握，以阻止公众进入。

韩国的转折点

朝鲜可能成为“正常国家”的前提在于恢复信任并融入国际社会。朝鲜必须信守承诺，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恢复信任，停止其惯常的推诿责任，并对其行为负责。国家只有遵守某些原则，如信守承诺、建立信任、在公平的竞争和改革规则内运作，才能发展和创新。韩国必须发挥领导朝鲜遵守这些规则的作用。

国家利益是政策制定过程的主要驱动力，这是事实。韩国对朝政策必须优先考虑基于实用主义和压力相结合的外交，而非和平。在此情况下，实用主义外交被定义为由韩国利益驱动的政策。压力外交则强调改变朝鲜宪法的紧迫目标。如果朝鲜能够改变其一贯的“先同意后反悔”的策略，那么实现经济合作、和平与无核化的愿景将是可能的。当朝鲜继续与中国和俄罗斯交换战略利益时，韩国的自主外交正承受着来自美国、中国和朝鲜的压力。因此，韩国必须改变其外交政策战略。

■姜彩妍（Chae-Yeon Kang）是首尔国立大学和平与统一研究所的教授。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朝鲜政治经济学、朝韩关系、统一政策和社会融合。她近期的文章包括《朝鲜的军事优先政治与“官僚市场经济”》（2019年）和《朝鲜权力继承的周期模型——解释政权的运作机制》（2018年）。

■ 负责人及编辑：EAI研究员 白珍敬（Baek Jin-ky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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